迈克尔·托马塞洛
Michael Tomasello
美国发展和比较心理学家、语言学家
杜克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系的詹姆斯·邦克教授兼发展心理学项目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获美国心理学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威利心理学奖以及海涅肯认知科学奖。他的研究围绕着理解人类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之间认知能力的差异展开，尤其是在社会认知和交流方面。他提出了"共享意向性假说"，认为人类独特的认知能力，如合作、语言和文化，源于他们参与共享意向或理解和参与他人意图和目标的能力。
他的主要研究包括：（1）共享式注意力，证明了人类婴儿在9-12个月大时，发展出与他人共同关注同一事物的能力；（2）手势交流，揭示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主要将手势用于工具目的，但人类将它们用于社交目的；（3）语言发展，强调社会互动和共享意图在语言技能习得中的作用；（4）合作和亲社会行为，发现人类具有独特的参与合作活动的倾向，即使是与非亲属个体也是如此，这种能力被认为是人类特定文化习俗和制度发展的基础。
著有《思维的演化》《人类沟通的起源》《我们为什么要合作》《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人类道德自然史》《能动性的演化：从蜥蜴到人类的行为组织》等。
追问快读
（1）两岁半的儿童在物理认知上与类人猿并无二致，但在社会认知上显著领先。人类后天的全部智慧，都始于童年期通过合作与沟通吸收文化遗产的能力。
（2）复杂认知并非直接为了解决个体追踪或使用工具而生。说"唯有人类拥有语言"好比说"唯有人类会建造摩天大楼"；先有协作与沟通的适应机制，才有后来惯常化、规范化的语言与文化。
（3）思维进化的三级跃迁：a. 类人猿（个体意向性）： 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思考。即便群体狩猎，也是"主我模式下的群体行为"，每个个体都在试图独自捕获猴子。b. 早期人类（联合意向性 / 第二人称思维）： 协作觅食带来迫切的相互依赖。此时尚无文化与语言，沟通最初靠指示动作和肢体演绎实现，由此催生了"第二人称思维"：视角性表征、在意向状态中嵌套意向状态的递归推断，以及融合了伙伴评价的自我监控。c. 现代人类（集体意向性 / 客观性-反思性-规范性思维）： 为与群内陌生人协调，文化实践与语言被惯常化。这催生了中立于能动者的"客观"思维：基于客观表征、通过阐明理由与依据进行理性推理，并依据群体规范标准来进行规范自我管理。
（4）文化技能代代累积，形成"棘轮效应"。像科学与数学这类最为抽象复杂的思维，若没有历史长河中发展出的书面语符，仅靠普通语言的音节符号根本不可能存在。
（5）视角与客观表征、递归与反思性推断、规范自我监控，并不会随协作结束而消失，而是构成了人类几乎所有概念中介活动的框架------即便是在独处时的遐想中亦是如此。
将植根于社会并经历史发展而来的活动内化，是人类心理的显著特征。
------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
人类的认知和思维远比其他灵长类的认知和思维更为复杂。人类的社会互动与组织结构也远比其他灵长类的社会互动与组织结构更为复杂。我们认为，这极不可能是巧合。
当然，复杂的人类认知是复杂人类社会的基础，因为如果缺乏类人化的认知能力作为支撑，人类社会便会分崩离析。但这种认知与社会之间的因果联系，并非解释进化起源的合理方向。若要采用这种因果联系，就需要存在某个其他行为领域，其中强大的认知技能为自然选择所保留，随后这些技能又以某种方式延伸至解决社会问题。但鉴于我们试图解释的正是支撑人类独特协作与沟通形式的诸多认知技能属性------最终包括文化惯例、规范及制度等------目前尚不清楚这可能属于哪个其他行为领域。认知技能若最初适应于个体使用工具或追踪猎物等行为，极不可能会以这种方式被转用于如此复杂的协作事业。
因此，在当前的观点中，最合理的进化场景是，新的生态压力（例如，个体可获取的食物消失，随后人口规模扩大，以及与其他群体的竞争加剧）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社会互动与组织，从而促成了更具合作性的生活方式的进化（例如，为觅食而协作，随后为群体协调与防御而建立文化组织）。要通过沟通来协调这些新出现的协作性与文化性生活方式，就需要具备与他人共同操作的新技能和动机------首先是通过联合意向性（joint intentionality），随后则是通过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为共同操作而思考，在最宽泛的轮廓下，便是共享意向性假说（shared intentionality hypothesis）。
人类认知进化的理论
当被问及人类的认知和思维有何独特之处时，许多认知科学家的标准答案往往是"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由于人类进化出了非常大的大脑（大约是其他类人猿大脑体积的3倍），而更大的大脑拥有更强的计算能力；人们据此认为，人类能够以更宏大、更高效、更快速的方式进行各种认知处理，包括思维活动。
但即便这种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属实，关于它如何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疑问也依然存在。若仅以"聪明比愚笨更具适应性，因此人类变得更聪明"来解释，这种说法极不合理。这不过是最荒谬的"如此这般"故事之一。既然既能飞又能走比仅能走路更好，那人类为何没有进化出飞行能力呢？关键在于，一个合理的进化解释必须建立在适应性场景之上------在特定条件下，特定的认知技能为拥有者提供特定的优势。
就一般智力而言（如果这个概念本身具有实用价值的话），最新数据表明，更具体的解释几乎肯定会是社会性解释的某种变体。为此，赫尔曼等（Herrmann et al., 2007, 2010）针对大量人类最亲近的灵长类亲属------黑猩猩和红毛猩猩，以及2.5岁的人类儿童实施了一套全面的认知测试，评估其应对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的能力。如果人类与类人猿认知的差异在于一般智力，那么该研究中的儿童在所有不同任务中都应与类人猿表现出一致的差异。
但事实并非如此。研究发现，儿童与类人猿在应对物理世界方面的认知技能非常相似，但这些儿童------虽然已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却距离识字、计数或上学还有数年之遥------在应对社会世界方面，其认知技能已比两种类人猿更为成熟。因此，相关假说认为，成年人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比类人猿更聪明，并非因为他们对更高水平的一般智力产生了适应，而是因为他们在童年时期利用独特的社会认知技能，通过合作、沟通以及从文化中的他人那里进行社会学习，掌握了各种新事物，包括使用各类人工制品和符号（Herrmann \& Tomasello, 2012）。
另一组解释人类认知独特性的假说则涉及语言和/或文化。就语言而言，一些理论家指出，语言能够促成独特的计算过程，即各种组合/句法生成过程，包括递归（关于这一观点的最新阐述，参见Bickerton, 2009）。更具哲学倾向的理论家则关注语言在推理中的作用，即人类如何做出旨在寻求真理的断言，并试图通过清晰的理由向他人加以论证（正如科学、数学领域，以及可能的法庭和政治争端所示），而这只有在某种语言媒介的帮助下才成为可能（例见Brandom, 1994）。
当然，没有人会质疑语言在人类思维中的关键作用------而且，语言是我们所提出的"人类认知进化第二步"的关键部分------但在当前的观点中，它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时间相对较晚。事实上，我们此前曾论证过，人类语言的出现得益于早期为实现联合意向性（例如联合目标、共同概念基础、递归推断）所进行的一系列适应，而语言的最终出现是更广泛进程的一部分；在此进程中，许多人类活动被惯常化和规范化（Tomasello, 2008）。在我们看来，说"只有人类拥有语言"好比说"只有人类会建造摩天大楼"；而事实是，在灵长类动物中，唯有人类会建造任何形式的稳定庇护所。语言是人类独特认知与思维的顶点，而非其基础。
社会性与思维
作为对我们论述的总结，让我们聚焦于社会性与思维之间的关系这一具体问题，因为它在我们所叙述的自然史的每个阶段都会出现。主要结论可归纳为四个非常具有概括性的命题。
第一，与群内同伴的竞争催生了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复杂的社会认知和思维形式，尽管它们尚未具备类人化的社会性或沟通方式。哺乳动物的基本社会性仅仅表现为在社会群体中生活的动机。群内竞争催生了支配性的社会关系，并与其他因素共同促成了隶属关系。类人猿， 以及可能还有其他灵长类动物，参与的社会竞争程度高于平均水平，因此发展出了理解其他个体的目标与感知， 并以此灵活预测其行为的技能。它们在工具使用中操纵物理因素，以及在基于肢体动作的沟通中把握其他个体的意向状态方面也尤为娴熟。
类人猿很少进行协作------真正意义上的共同行动------而当它们确实协作时，对这种行为最贴切的描述是图奥梅拉（Tuomela, 2007）所称的"主我模式下的群体行为"，例如黑猩猩的群体狩猎，其中每个个体都在试图独自捕获猴子。类人猿的沟通几乎完全是为了试图将接收者的注意力和行为引导至某个期望的方向，而非向其传达有用的信息。它们不存在类人化的联合目标，也没有用于协调行动的合作性沟通。
类人猿的认知与思维适应了这种具有社会性但并不十分合作的生活方式。类人猿会关注与其目标和价值相关的情境，并在某些问题情境中，通过预先模拟或想象各种原因对问题的影响来做出有效的行为决策。它们借助具象化和图式化的认知表征来完成这一过程，理解"这又是那种情况"。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还理解情境（及其要素）之间如何在因果或意向层面相互关联，这使它们能够模拟非现实情境，并针对这些情境做出各种因果和意向推断，包括组织成范式的逻辑推断。
例如，它们不仅能推断"如果X存在，那么Y就不存在"，还能推断"如果这里一片寂静，那么X一定就在那里"，甚至能推断"如果X想要Y，并且感知到Y位于Z处，那么X就会前往Z处"。这些因果和意向推断还催生了决策过程中的一种工具理性，个体据此能够推断："若出现情境X，则最佳行动选择是Y。"类人猿不仅通过观察结果与目标的契合度来监控自身的决策过程，还会在决策前评估可获得的信息及其可信度。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类人猿的社会性催生了某些非凡的社会认知技能，这些技能与我们所称的"个体意向性"技能（即复杂的身体条件技能）相辅相成。但这种社会性并未使得个体概念化世界的方式或思考问题的一般方式发生任何转变。个体意向性使类人猿（或许还有其他非人类灵长类）能够针对具体情境思考问题，且无须借助人类特有的社会性或沟通形式。因此，个体意向性与工具理性或许可被视为灵长类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思考"（Sterelny, 2003）时面临的普遍课题。
第二，早期人类的协作活动与合作性沟通------引入新的社会协调形式------催生了人类思维的新形态，而此时既没有文化，也没有语言。在人类独立进化历程的600万年中，有超过500万年里，他们的思维主要与类人猿相似（尽管制造工具的技能可能增强了他们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但随后生态条件发生了变化，迫使一些早期人类开始以新的方式协作以获取食物。这使得个体之间产生了尤为迫切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诸如此类的互利活动中，沟通得以促成完全的合作，因为协调他人以达成互利目标，并告知对方与其角色相关的有用信息，符合每个个体的利益。由此，早期人类诞生了------他们唯有通过与社会伙伴协作并进行合作性沟通，才能生存并蓬勃发展。
协作觅食带来了诸多社会协调难题。基本的解决之道是与他人联合确立行动目标，携手合作，双方共同致力于此。这形成了双层结构：既包含具有个体角色的联合目标，也包含具有个体视角的联合注意。在这些活动中，为协调个体视角（进而协调行动）------最初通过指示动作和肢体演绎实现------沟通者致力于通过诚实的信息传递行为进行合作，并与接收者共同协作以确保沟通成功。
接收者跟随指示动作，或想象肢体演绎所指的事物，进而依据共同基础，对沟通者有意传递的内容进行溯因推断。沟通者则知晓接收者会这样做，因此试图通过选择指称的对象来为其概念化这一情境------递归性地预判他对其视角的理解------以此促进他的溯因推断。此外，在特定的联合决策过程中，早期人类沟通者有时会向伙伴指出相关情境，这些情境（隐含地）提供了理由， 使他们能够共同理解所指情境的因果和/或意向含义， 进而共同决定采取某种行动。
要有效地做到这一切，需要一种类人猿及其个体意向性所无法企及的思维方式：沟通者不仅必须判断自己与接收者之间的共同概念基础，还必须判断接收者会认为当前情境的哪些方面既相关又新颖------从而推断出在不同的指称行为下，他会做出何种溯因推断。这一过程催生了我们所称的"第二人称思维"，其包含：（1）具有视角性和符号性的认知表征；（2）具有递归结构的推断， 即在意向状态中嵌套意向状态；（3）融合了合作与/或沟通伙伴想象中的社会评价和/或理解的自我监控。这些变化基本都起到了将类人猿的个体意向性"合作化"的作用，使其成为一种第二人称的联合意向性和思维。
第三，现代人类的文化与语言惯常化过程，催生了现代人类思维与推理所特有的各种复杂性。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以及群体间竞争的加剧，现代人类开始面临一些新的社会挑战。为了生存，现代人类群体不得不开始作为相对凝聚的协作单元运作，并形成各种分工角色（参见Wilson, 2012）。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个体如何与群内陌生人进行协调，毕竟他们之间并无个人层面的共同基础。解决方案在于文化实践的惯常化：每个人都遵循他人的行为模式，并期望他人同样遵循（且期望对方也期望自己遵循，以此类推），从而形成一种文化共同基础，该群体的所有成员（但不包括其他群体）都可被视为具备这种基础。现代人类的沟通方式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惯常化，这意味着，个体在某种文化共同基础上进行互动；这种共同基础包含一种群体视角，并拥有惯常的语言单位和构式，可以有效地与群体中的任何人进行沟通。
现代人类活动与互动的这种群体导向结构，加上其惯常的沟通方式，意味着现代人类逐渐构建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关于世界的"客观"视角。惯常沟通变得完全具有命题性，这不仅是因为其具备惯常的、规范的、"客观"的形式以及主题-焦点结构，还因为沟通者的沟通动机以及情态或认知态度可以在惯常符号中被独立控制；这意味着，命题内容的概念化过程不再依赖于特定个体的动机和态度。
语言构式使概念组合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性，更重要的是，它们使完整的命题能够表征一种普遍的、超时空的"客观"事实状态，正如成人的教导活动（"它是这样运作的"）以及社会规范的执行（"一个人绝不能那样做"）所示。具有群体意识的个体由此构建了一个"客观"世界。
惯常语言沟通为成长中的儿童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表征系统，其中包含多种替代性的概念化途径，而所有人在文化共同基础上共同知晓这些可选方案。这开辟了一个既包含形式推断又包含语用推断的全新世界。旨在实现有效沟通的话语过程，促使沟通者将先前沟通形式中隐含的自身心理过程的诸多方面（例如意向状态、逻辑运算）外显化，从而开辟了反思的新途径。
此外，为达成联合决策而进行的协作式论证，要求个体向他人阐明其理由与依据，以说服对方接受其观点；因此，为了达到有效沟通，他们必须满足群体对理性话语的规范性期待。将这一给出理由的过程内化，意味着个体现在知晓自己为何会产生当前的想法，以及这种想法基于何种被群体接受的理由。这一过程使得个体的万千思绪与命题表征之间建立了概念联系，从而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概念网络。此时，每个个体也在践行一种规范自我管理：作为其所隶属群体的代表，他依据群体的规范标准来调节自身的行为与思想。
因此，现代人类创造的各种形式的集体意向性------包括文化惯例、规范和制度，以及语言------催生了一种中立于能动者的"客观"思维，其特征在于：基于惯常和客观表征；具有理性、反思性且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推理过程；能够进行规范自我管理，即个体可通过监控和调整自身思维来契合群体思维。可见，作为中立于能动者的惯常现象，文化与语言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在此框架内，一种新型的人类社会性可以催生一种新型的人类思维，即客观性-反思性-规范性思维（objective-reflective-normative thinking）。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总体观点是对史密斯和萨特马里（Smith \& Szathmáry, 1995） 观点的延伸：人类通过全新的合作形式实现了真正的进化创新，而这些创新又得到了新型沟通的支持和延伸。此外，这还催生了新的认知表征、推断和自我监控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了新的思维形式。人类已经完成两次这样的进化，其中第二次是在第一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下图总结了这一"共享意向性假说"中人类思维的三个组成过程（包括作为第0步的类人猿阶段）。
▷ 共享意向性假说小结
第四，累积性文化演进催生了大量具有文化特异性的认知技能和思维方式。所有这些涉及联合意向性和集体意向性的过程，在人类物种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作为第一步，联合意向性是在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分化之前于非洲进化而来的；因此，这两个物种都具备这一特征。作为第二步，集体意向性很可能在10万年前现代人类迁徙至世界其他地区之前，就已在非洲的现代人类群体中进化出来。但一旦他们开始迁徙并定居于差异巨大的生态环境，文化实践的差异便变得显著。不同的人类文化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特定认知技能组合，例如用于长距离导航、制造重要工具和人工制品，甚至用于语言沟通。这意味着，在个体、联合和集体意向性这些全物种通用的认知技能基础上，不同文化还针对自身的需求，创造了许多特有的认知技能和思维方式。
重要的是，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这些具有文化特异性的技能在文化内部相互构建，形成一种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从而引发累积性文化演进（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由于人类拥有特别强大的文化学习技能，加上成人的教导以及儿童的遵从倾向，文化产物和实践便拥有了某种"历史"。从发生的早期开始，个体就通过文化产物和符号来调节其与世界的互动（Vygotsky, 1978; Tomasello, 1999），从而吸收整个文化群体及其历史的智慧。正是累积性文化演进，使人类得以征服全球各地原本不宜居的各种环境。
作为当代世界的一个鲜明例证，我们可以指出人类思维中或许最为抽象和复杂的形式，即涉及科学与数学的思维形式。关键在于，若在历史长河中没有发展出特殊的社会建构惯例------书面语符------这些思维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皮尔斯（Peirce, 1931--1958）尤为强调这一点，刘易斯和兰福德（Lewis \& Langford, 1932, p. 4）则在其关于现代逻辑的经典著作中对此进行了总结："若非采用了新颖且具有多功能性的表意符号，数学的许多分支便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没有任何人的思维能够通过普通语言的音节符号来把握其运算的本质。"这非常清楚地表明，许多最复杂、最精妙的人类认知过程确实是文化与历史共同建构的产物。
从理论上讲，共享意向性假说可能并不适用于人类思维的一般情况，而仅适用于一种专门用于协作与沟通的模块化思维（关于这一方向的论述，参见Sperber, 1994）。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人类的视角与客观表征、递归与反思性推断，以及规范自我监控---这些构成人类特有思维的要素，并不会因人类不再进行协作或沟通而消失。
恰恰相反，它们构成了人类几乎所有行为的框架，可能仅有感官活动除外。因此，人类在语法结构中、在非沟通情境下的读心过程中、在数学领域以及在音乐中都会运用递归推断，而这些仅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例子。
人类在思考万事万物时都会运用视角与客观表征，即便是在独处时的遐想中亦是如此；而每当关注自身声誉时------这几乎贯穿始终------他们便会进行规范自我监控。在此，我们或许还应提及关系思维技能以及想象与假装技能------前者虽源于双层协作，但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后者虽源于肢体演绎中的想象，但如今已被应用于各类艺术创作。协作与沟通或许在我们的叙事中扮演着关键的起始角色，但它们对认知表征、推断和自我监控的影响范围要广泛得多，几乎涵盖了人类所有的概念中介活动。
个体发生的作用
尽管我们以多种方式运用了个体发生学数据，但我们的重点并不在于人类个体发生（ontogeny）本身。因此，有必要就个体发生在人类特有思维起源中的作用阐明两个关键点。
首先，尽管个体发生并不必然复演系统发生，但在当前情况下，联合意向性与集体意向性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逻辑性------在与群体协调之前，个体必须具备与他人协调的某些技能------因此，个体发生的顺序基本上与我们假设的系统发生顺序一致（Tomasello \& Hamann, 2012）。
因此，根据当前的观点，发展序列大致如下：幼儿大约在1岁左右开始以第二人称取向------通过与特定个体的直接互动------与他人进行协作和合作性沟通。这包括与他人进行联合注意，以简单的方式站在他人视角思考，以及创造性地使用指示动作（Carpenter et al., 1998）。重要的是， 这种发展时间特征见于各种文化背景下的儿童------包括小型非文字社会中的儿童（Callaghan et al., 2011）------但并非黑猩猩的个体发生学特征，即使是那些由人类抚养的黑猩猩也是如此（Tomasello \& Carpenter, 2005; Wobber et al., 2014）这一系列事实表明，联合意向性技能的首次出现遵循一条高度固定且具有物种特异性的发展路径。
集体意向性技能大约在3岁左右开始显现。此时， 幼儿开始理解社会规范及其他惯常现象是某种集体共识的产物。因此，在3岁左右，幼儿不仅遵循社会规范，还开始主动要求他人遵守（并且在自己违反规范时感到内疚）。他们表现出的行为方式表明，他们理解特定规范仅适用于特定情境，且仅适用于群体中已将其惯常化的个体。他们还理解，某些语言要素（例如普通名词）对于群体中的每个人而言都是惯常的，专有名词则仅对于认识这个人的人而言是惯常的（综述见Schmidt \& Tomasello, 2012）。在西方中产阶级文化之外，集体意向性技能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因此，这一发展时机的跨文化普遍性尚不明确。
关于个体发生之作用的第二点是，如果没有个体发生机制，既不会有联合意向性，也不会有集体意向性。
因此，人类的联合与集体意向性技能是在漫长的个体发生过程中形成的；在此期间，儿童及其正在发育的大脑与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处于持续的相互作用之中。我们的假设是，如果没有这种相互作用，这些技能就不会产生。为了尽可能具体地阐明这一点，让我们援引一个我们之前用过的思想实验，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一个新颖的转折。
设想一个在荒岛上出生的孩子，奇迹般地存活并健康成长至成年，却始终孤身一人。我们的假设是，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后，将不具备任何联合或集体意向性技能。作为成年人，这个社会孤立者将无法融入人类群体，无法通过设定包含个体角色的联合目标来开展合作，也无法在联合注意情境中，结合个体视角进行合作性沟通。
因此，在孤立的一生中，他将无法发展出包含视角与符号表征、递归推断以及社会自我监控的"第二人称思维"。若未曾亲身体验过不同视角，他如何能理解与自身不同的视角？若没有社交伙伴与之沟通， 他如何能发展出社会递归推断能力？若根本不存在他人，他又如何会关注他人的评价？可见，共享意向性技能并非单纯的先天禀赋或发生结果；它们是生物适应机制， 是在个体发生过程中通过与他人协作和沟通逐渐形成的。
这个思想实验或许可以称为"鲁滨逊漂流记"，因为孩子孤身一人在荒岛上。但现在设想一个"蝇王"式的场景。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多个婴儿在荒岛上出生并成长至成年，除了彼此之外无人可互动。或许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情况下的假设是，这些儿童确实会进行发展"联合意向性"（而不是"集体意向性"）所必需的那种社会互动。也就是说，这些孤儿同伴应当通过彼此间的社会互动，发展出第二人称的、递归性的社会技能。他们会找到方法，基于联合目标和注意相互协作，通过指示运作和肢体演绎等方式从不同视角进行沟通，并从互依的伙伴视角来监控自己的行为。要实现这种发展，并不需要成熟的成年人及其所拥有的文化附属物。
但我们认为，仅靠同伴互动并不足以让这些失去父母的同伴在有生之年发展出集体意向性技能。他们或许能自行发展出某些惯例和规范，因为联合意向性技能加上模仿能力或许已然足够；而且，他们可能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创造出类似文化的产物。但他们无法在自身有生之年发展出成熟的文化或惯常的语言，因为这些都需要历经历史长河中的数代人才能形成。对于具有稳定地位功能的文化制度------如酋长制和货币制------同样如此。
总体而言，根据我们的假设，成熟的集体意向性技能与中立于能动者的思维，需要在一个预先存在的文化集体中通过个体发生过程形成，该集体须具备既有的惯例、规范及制度，包括惯常的语言。
如果在一个人的社会性与认知获得发展之前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社会群体，那么他又如何能具备群体意识、客观地表征事物，并依据社会群体的合作与沟通规范来调节自身的行为与推理呢？可见，集体意向性技能既非单纯先天具备，也非单纯因发育成熟而形成；它们是生物适应机制，唯有在集体创造并传承的文化环境中经历漫长的个体发生过程才能形成---而这种环境的形成需要数代人的积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及其所拥有的文化附属物确实是个体发展集体意向性技能所必需的。
认为我们所描述的所有认知和思维技能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以至于我们的"野孩子"或被遗弃的同龄人如果在成年后被发现，他们便能立即在两个层面都展现出完全成熟且独具人类特色的思维形式------这种观点并非自相矛盾。只是在我们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人类通过与其他社会性生物的协作与沟通，从生物学上继承了构建独特人类认知表征、推断形式及自我监控的基本能力。若缺乏社会环境，这些能力将因长期闲置而逐渐萎缩，正如完全在黑暗中出生并长大的人的视觉能力一样。
无论如何，尽管每个人都会持续着迷于"野孩子" 的问题，或者人类发展其独特的认知和思维形式需要多少、何种社会经验，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问题很可能仍是一个深奥的谜团。与此同时，我们的假设是，与许多人类适应机制一样，针对共享意向性的适应机制也只有在特定类型且丰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滋养下才能成长和蓬勃发展。
▷ 本文引自《思维的演化》，\[美\]迈克尔·托马塞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点击上图或阅读原文购买。
赠书介绍： 是工具制造，还是文化？是语言，还是宗教信仰？自达尔文以来，思想家们一直致力于探寻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托马塞洛提出，合作性的社会互动正是我们的认知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关键所在。人类不仅能洞察他人的意图与信念，更拥有一种独特的"共享意向性"------与他人共同设定目标、协调行动，并彼此承诺于协作过程。正是这种能力，驱使我们的祖先在生存压力下转向合作性地获取资源，进而发展出集体性问题解决、分工协调乃至复杂的文化制度。由此，人类踏上了一条独一无二的进化之路。
本次赠书活动规则如下：请在本推文评论区留言，分享你对共享意向性的思考，我们将按照留言点赞数最高、留言区编辑精选、追问读者社群随机抽取，从中选取三位读者，随机送上一本《思维的演化》！ 本次赠书活动截止时间为10月29日晚10点，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前来参与。（追问读者社群加入方式，请添加微信"dyjkp0"）
关于追问nextquestion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旗下科学媒体，旨在以科学追问为纽带，深入探究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相互融合与促进，不断探索科学的边界。欢迎评论区留言，或后台留言"社群"即可加入社群与我们互动。您也可以在后台提问，我们将基于追问知识库为你做出智能回复哦\~
关于天桥脑科学研究院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Institute）是由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出资10亿美元创建的世界最大私人脑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围绕全球化、跨学科和青年科学家三大重点，支持脑科学研究，造福人类。
Chen Institute与华山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设立了应用神经技术前沿实验室、人工智能与精神健康前沿实验室；与加州理工学院合作成立了加州理工天桥神经科学研究院。
Chen Institute建成了支持脑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生态系统，项目遍布欧美、亚洲和大洋洲，包括学术会议和交流、夏校培训、AI驱动科学大奖、科研型临床医生奖励计划、科学媒体「追问」、科普视频媒体「大圆镜」等。